在昭和40年（1965年）的日本，福岛县磐城市，曾经以“煤都”闻名遐迩的常磐煤矿区，正经历着时代浪潮最无情的冲刷。能源革命的到来，如同一声沉闷的矿层断裂声，预示着整个地区赖以生存的支柱即将崩塌。矿坑陆续关闭，失业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家庭，年轻人纷纷背井离乡，去往东京等大都市寻找生机，留下的是一个在萧瑟秋风中逐渐失去颜色的故乡。正是在这片希望的废墟上，一个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悄然萌芽——将这座黑色的煤城，转型为充满南国风情的夏威夷度假胜地“常磐夏威夷中心”。而实现这个梦想的关键，竟是一群对舞蹈一无所知、甚至从未见过大海的矿工女儿们。这就是电影《扶桑花女孩》所讲述的，一个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希望的真实故事。
影片的开篇，扑面而来的是矿区特有的灰暗色调。低矮的房屋，沾满煤灰的街道，人们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主角之一的纪美子，是一个怀揣着少女心事、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普通女孩。她最初报名学舞，或许只是为沉闷的生活寻找一个出口，或是为了那微薄但珍贵的补贴。而另一位关键人物平山先生，那位从东京请来的舞蹈老师，则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他穿着时髦，要求严苛，带着都市人的骄傲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与这个闭塞保守的矿业小镇格格不入，他带来的不是温和的慰藉，而是尖锐的挑战。
冲突几乎是必然的。在“女子跳舞不成体统”的传统观念里，这些女孩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周遭的指指点点和家人的强烈反对。纪美子的母亲，一位典型的矿工妻子，将女儿的舞蹈服狠狠剪碎，那撕裂的布帛，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剧烈碰撞，也是旧生活对新梦想的本能抗拒。练习场上，女孩们笨拙地扭动身体，她们纤细的胳膊腿脚尚未摆脱矿工家庭的僵硬，更难以驾驭那热情奔放的草裙舞韵律。平山老师的严厉斥责、看似不可能达到的动作要求，以及身体极限带来的痛苦，让最初的热情迅速消退，挫败感如影随形。
然而，转折发生在绝望的边缘。当项目因资金短缺面临夭折，当小镇的嘲讽与不解几乎要将她们吞没时，这些女孩们骨子里属于矿工后代的坚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她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学跳舞”，而是为了守护一个更重大的东西——家乡存续的希望。练习变得近乎疯狂，膝盖磕破了，贴上胶布继续跳；脚踝肿了，用冰块敷一敷第二天照样准时到场。她们在冰冷的仓库里，对着模糊的镜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动作，直到肌肉形成记忆，直到汗水在地板上绘出地图。纪美子与母亲的和解，也并非简单的妥协，而是母亲在女儿倔强的眼神和疲惫却不停歇的身影中，看到了自己当年支撑家庭时同样的坚韧，她最终默默递上的新舞蹈服，是一种无声的认可与托付。
影片最动人的力量，正蕴含于这种从“为我”到“为我们”的转变中。平山老师也从最初纯粹的工作任务执行者，逐渐被这群女孩的执着所感染。他看到了她们不仅仅是在学舞，而是在用身体与命运抗争。他的严厉渐渐融化，眼神中多了赞赏与心疼。他不再只是一个雇佣来的教师，他成了这个梦想的一部分，与女孩们、与这个小镇的命运紧密相连。
终于，开业的日子到来了。舞台搭建在曾经的矿址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用代表生命与欢乐的舞蹈，覆盖象征艰辛与衰退的煤矿。当音乐响起，聚光灯打在这些曾经羞涩的女孩身上时，奇迹发生了。她们的脸上绽放出自信灿烂的笑容，手臂舒展，裙摆飞扬，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那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情感与生命的全然释放。她们用舞蹈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有采煤的艰辛，有转型的阵痛，但更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美好未来的炽热渴望。台下，从最初怀疑的乡亲，到远道而来的游客，无不为之动容。泪水模糊了纪美子母亲的眼睛，也洗刷了整个小镇长久以来的压抑与阴霾。
《扶桑花女孩》的成功，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励志叙事。它是一曲献给转型时代普通人的赞歌。它没有回避现实的残酷，而是深刻地描绘了在经济巨轮下个体命运的颠簸与挣扎。但它更光辉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在绝境中所能爆发出的惊人创造力与团结力。这些女孩们，她们没有选择沉沦或逃离，而是用最柔软的方式——舞蹈，为家乡撬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她们的故事证明，真正的复兴并非来自外部的拯救，而是源于内部的自救与重生，源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的执着追求。
时至今日，常磐夏威夷中心（现为Spa Resort Hawaiians）依然是日本著名的度假胜地，而“扶桑花女孩”的精神也早已超越了地域和时代。在任何面临挑战与变革的时刻，这部电影都能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当熟悉的道路消失，勇气不是固执地停留在原地，而是敢于在荒芜中开辟新的路径，哪怕这路径最初布满荆棘，哪怕开始的方式，仅仅是笨拙地、却无比坚定地，跳起一支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