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柏林，晨雾尚未散尽。亚历山大广场附近一家尚未营业的电影院外，已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寒风中搓手等待。他们不是为了某部商业大片，而是为了一部名为《过境》的影片——一部根据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同名小说改编，由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执导，弗兰茨·罗戈夫斯基和葆拉·贝尔主演的电影。这部作品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穿越时空的隔阂，与当下的欧洲产生着尖锐而痛苦的共鸣。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0年代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马赛。数以万计的难民聚集在这座“临时”的港口城市，怀揣着伪造的文件、渺茫的希望和不堪回首的过去，试图获取一张离开欧洲、前往彼岸的船票。格奥尔格，这位德国流亡者，意外地继承了已故作家韦德尔的身份。他本欲利用这个身份逃离，却在这个过程中遇见了玛丽——一位执着寻找失踪丈夫韦德尔的女性。身份的错位、历史的阴影与情感的纠葛，在一座即将沉没的城市里交织。
然而，《过境》的叙事手法是影片最引人注目之处。导演佩措尔德刻意模糊了时间的边界。影片中的人物穿着现代的服装，使用智能手机，街道上行驶着当下的汽车，但所有人谈论的、恐惧的，却是盖世太保、拘留营和来自过去的追捕。这种时空的错置并非炫技，它制造了一种持续的不安感，仿佛历史的幽灵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重新潜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位在柏林电影节上看过此片的评论家如此说道：“你不会觉得是在观看一段关于过去的历史，而是感觉历史正穿透银幕，凝视着坐在影院的、属于现在的你。”
这种艺术上的处理，恰恰击中了当下欧洲最敏感的神经。当主创们于数年前开始构思和拍摄这部影片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当它真正面向观众时，欧洲的土地上正经历着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与位移。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北非等地的人们，沿着危险的海路或陆路，涌入像希腊莱斯博斯岛、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这样的“现代马赛”。他们同样怀揣着求生的渴望，同样面临着官僚系统的拖延、排外情绪的滋长和前途未卜的命运。影片中难民们反复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填写永无止境的表格，等待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过境许可”，这一幕与今天欧洲难民接待中心外的长队形成了令人心碎的呼应。
在影片中段，有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戏：格奥尔格与几位难民暂居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过往，但“难民”这个共同的身份暂时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分享有限的食物，交流获取信息的渠道，在夜晚低声谈论着遥远的家乡和想象中的美洲。这短暂的光景，是人类在最极端境况下依然能保有尊严与温情的证明。然而，这种温情又是如此脆弱，随时可能被一纸驱逐令或一次身份盘查所击碎。
导演佩措尔德在早前的一次访谈中，曾谈及他的创作初衷：“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境空间’，它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身处其中的人，生命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暂停状态。”这种状态，正是无数难民真实处境的写照。他们的生活不再是线性的前进，而是被困在了一个永恒的“当下”，一个等待被裁决的间隙。影片中马赛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但它照亮的却是一张张写满焦虑、疲惫和不确定的面孔。
葆拉·贝尔所饰演的玛丽，是另一个维度的追寻者。她执着地寻找的，或许不仅仅是她的丈夫，更是一个已经崩塌的旧世界秩序和一份随之逝去的安全感。她的焦灼与格奥尔格试图隐藏的惶恐，形成了戏剧的张力。而当格奥尔格逐渐对玛丽产生感情，并陷入是否要坦白真相的道德困境时，影片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一切稳固之物都已烟消云散的世界里，个人的情感与道德准则将何以维系？
《过境》的结尾是开放而富有诗意的。格奥尔格最终获得了离开的机会，但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选择留下，或许是为了玛丽，或许是为了那个他已部分继承的“韦德尔”的身份与责任，又或许，他只是厌倦了永无止境的逃亡。他走向马赛的港口，消失在浓雾与未知之中。这个结局没有提供廉价的希望，也没有陷入彻底的绝望。它更像是一个悬置的问号，抛给了每一位观众：当“过境”成为常态，当“家园”已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
走出放映厅，观众们的脸上带着沉思。一位名叫索菲亚的年轻观众对记者说：“它让我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是必要的。我们太容易忘记，历史课本上的悲剧，对于亲历者而言，就是每一天的现实。”另一位来自中东的留学生则沉默良久后表示：“我看到的不只是1940年的欧洲，我也看到了我的许多同胞今天的脸。”
《过境》无疑是一部属于过去的作品，它忠实于原著的灵魂；但它更是一部属于此刻的作品。它像一面时光扭曲的镜子，既映照出历史的深渊，也反射出现实的倒影。在影院之外，世界依然在高速运转，新闻头条仍在不断更新着关于边境、难民和身份政治的争论。《过境》这部电影，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永恒的提问——关于逃离、身份与我们共同承担的人类境况——在此时此地，获得了超越银幕的、沉重而迫切的回响。